
一個工作,解釋何為天
甲辰年,有玄意。甲為天干,辰為地支,這是用干支歷來標示時間的方法,今人已不懂。1911年前,它還廣泛地運用於中國人的生活中,可是,自從用了西曆之後,中國人的時間觀就成了迷信。國人都在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時為天,連時間都不敢去繼承,不敢談,談何創造性轉化。時間不能談,則我們文化中至高的天這個核心存在就一直被玄置。不知天,何知地,又何知人?其他的一切不過隔靴搔癢。
甲為開始,也就是十年一個輪回的天開始了新的步伐。辰為龍,意味著同樣輪回著的十二地支和屬相的龍遇到了天時,化為真龍了。是故古人講,甲辰年,真龍年。邵雍《皇極經世》中記述古之聖賢之年時,往往對辰年非常重視,因為辰是東方,是龍。中國人是龍的子孫,主要是從星象學上講的,東方七宿為蒼龍,故說居於東方的中國人為龍的子孫。現在天干和地支相遇,都到了東方,天時地利人和,萬象更新。辰又意味春季三月的最後一月,意味著馬上要到夏季了。
夏使我們很容易想到華夏。其實,春華秋實,意味著春天為草木發芽,春華就是青春,到了辰月,青澀漸退,就要開花了。巳月就是夏季,而明年就是巳年了,十二地支的輪回中,這一年當然是最好的年華就此開始了。夏季是草木繁茂、夏華絢爛之時。從伏羲制禮作樂,到黃帝時進一步制衣冠、作樂舞,中華禮儀時逢盛大,故把此時稱之為華夏。華山、夏河便是以黃帝活動區域為中心的山與河的命名,而非先有華山、夏河,再有華夏。如此說,中華文明始終是以禮樂為文明標誌進行演繹和敘事,到周公、孔子時更為明確,這便是周公制禮孔子提倡禮的原因。沒有禮,人就與動物無疑,就沒有家庭、社會與國家。若是反過來講,就本末倒置了。但現在這樣想的人多的是。
黃帝時,命倉頡造字,先造了天地人和十天干、十二地支,對星空和大地重新命名,故有“天雨粟,鬼夜哭。”5000年前後,是人類前一個軸心時期,古埃及人、古巴比倫、古印度都不約而同地造了文字,中國人傳說那時黃帝命倉頡造字,但偏偏到現在中國人還未發現造了哪些字,沒找到實據。伏羲當時一畫開天,就是在星空中用星象——古代天文學術語——至少有二十八星象和北極星、北斗七星等,畫出了時間和空間的運行圖,對天地人進行命名和定位。那時是遊牧文明時期。黃帝之時,人類進入農耕時代早期,所以黃帝要改天換地,用造出的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單音字代替了原來的多音詞。比如,十天干是指閼逢、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顯然,這都是對星象的描繪,現在則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代替,方便了記憶。他把原來遊牧時代的一年十月的太陽曆換成了一年十二月的干支曆。這是“改天換地”這個字的真實來歷。所以說黃帝是中華文明的轉折時期。他制定了甲子年開始的曆法,所以說,現在我們用的這個曆法是從他開始的。
但這個曆法在運用五千年後的1911年辛亥革命時,增加了西洋曆,又於1949年時確定用西曆(即西洋曆)時幾乎廢除。西曆其實是古之太陽曆的另一種記述方法。也就是說,它以太陽與地球的關係而形成的曆法。中國人古代也有。這也可以稱之為改天換地了。只是沒有了地,只有天。所以,古之干支曆人們都不清楚了。誰要說,就被認為是迷信。嗚呼!彼時為破除中國舊的文化,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可以這樣去說,但今天我們認識到一切創造都要守正才能創新,於是,中國傳統文化就被重新推了出來。但回到中國傳統文化,首先就要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這個核心存在和概念進行解釋,或者說科學解釋。
這是我今年一直在進行的一個工作。我以為,我們來到了一個重釋中華文明、重釋神話、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時代,也是我們有所作為的時候。但這並不是反對西方文化,恰恰相反,要很好地學習西方科學,用它來對中國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天、地、人以及時間、空間進行一次全新的認識和解釋,這才是創造性轉化懷創新性發展。
是故說,甲辰年,意味著轉折。天地在轉折,人世間也在轉折。文化也在轉折。不只是中國人,全世界都在如此發生著。故說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正月十四日,大雪中出發,從蘭州飛到烏魯木齊,再飛到庫車,停留兩天後再飛到喀什。從喀什更換汽車,和兩個學生一起,一車三人,每天奔波16個小時,行程700公里,主要考察昆侖山。出喀什、過莎車、到皮山、達和田。在和田,看到了很多與西王母傳說有關的內容。在那裏,我想像西王母與周穆王會面的情景。然後過豐縣,到且末,去考察精絕古國,在那裏,又有關於玉石、西王母的一些影子。同時,考察了黃河的源頭。《山海經》和《史記·大宛列傳》中都說,黃河的源頭在昆侖山東北。我站在塔里木河的一條支流旁,看見它慢慢地流入無邊的沙漠裏,內心的波瀾是無以言表的。最後到中國最大的縣若羌,考察了西羌、大禹等的一些傳說。過茫涯,在三四百公里的無人區,我思考了很多古老的問題。
傳說大洪水時期,伏羲從昆侖山上與女媧漂流而下,到了天水一帶。所以,昆侖山是中華文明的出發地,一山一河都在這裏。天水,則是伏羲氏進一步畫卦且將八卦系統進行形而上學的地方,是我們今天進行祭祀的地方。天水的很多地方都有傳說與遺跡,天水何以名天水,我以為與“天一生水”和“一畫開天”有關。
玄妙的是,整個春天,甚至到夏天,天水忽然間因麻辣燙火了起來,便順勢寫文章、作視頻講伏羲文化。夏至前,到天水拜謁伏羲,參加伏羲文化論壇,講述伏羲文化的實證性和可能性。6月20日,在伏羲大典前一天,給天水師範學院的學生們做報告,用三個小時講述伏羲文化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就是來參加伏羲大典的,而此大典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公祭。所以說,表面是給大學生講,實則向伏羲述職,彙報過去很多年來對伏羲文化的研究心得。我相信他是能聽到的。
8月,派學生實踐團專門去天水拍攝伏羲的紀錄片。9月,總書記視察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從何尊看“何以中國”,然後到伏羲廟,大概是要思考何以中華或何以華夏。說得明白些,是探源。9月底,到天水師範學院參加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會學術會議,為眾學者講述伏羲文化,有諸多神會。12月,為中國新聞史學會以視頻的方式彙報伏羲文化的世界性意義及其傳播路徑的研究,為甘肅省伏羲文化研究會召開的論壇上再次以視頻的方式彙報關於伏羲文化的實證意義與路徑。我強調的是從伏羲這裏實證中華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邏輯,而非像考古人員那樣找到伏羲的肉身。我一直強調,伏羲不是一個人,是一個氏族。他們是人類最早的科學家,是先知。
從伏羲開始,講易經八卦就是天地四方、時間、空間、山川河流、天空、大地、萬物與人。那是中華文化的邏輯起點,是天地大道的命名與開始。甚至在我看來,伏羲不僅僅是東方文明的開啟者,而且是整個人類文明的開啟者。關於這一點,目前人們不會相信。我決定將這些寫成著作後再與大家討論。
當我們把伏羲的文化研究清楚後,就會發現文明的開始,也即人的開始。人類這個物種可能產生於兩三百萬年,但是成為人是有條件的,而這正是文明的條件。製造和運用工具、大腦的發育、火的產生、熟食的使用都不過是人成為人之前的一些輔助性條件,而城市、鐵器、文字等不過是人類文明產生後的另一些標誌。人之為人的核心要素是禮儀道德。如果喪失了禮儀道德,人不過是會使用工具的高級動物,甚至是魔鬼。從達爾文開始,人與動物之間的這樣一種區別就喪失了。中華文明之所以被否定其實也是接受了進化論和很多現代性西學而發生的,倫理道德被無情地否定,人們繼而討論人性,但一無所獲。
而人類文明的這個核心要素就是伏羲創造的。當然,對於希伯來人來說,是上帝創造的。但是,兩者對人的定義是一致的。伏羲創造了兩性倫理和家庭、氏族的倫理,人的道德就在這種關係中產生了,且這種道德是神聖的,是有因果輪回的。伏羲讓男女用樹皮和獸皮把私部遮起來,人的第一個道德“羞恥”就這樣產生了。人由此而產生了。亞當和夏娃吃了智慧樹上的蘋果,便看見了對方的私部,有了羞恥,於是用樹葉遮住了對方的私部,但他們也被趕出了伊甸園。人也從此開始了。智慧便是倫理,原罪便是羞恥。東西方其實是一樣的。這樣的文明要素,在後來的資本主義時期,被物質性和欲望所代替。於是,城市所代表的所謂社會性就成了第一義,鐵器所代表的人類創造和使用工具就成了第二義,文字則成為記錄它們和人類行為的工具。這三個要素是上個世紀初確立的,但也是上世紀至今中國社會發生最大的幾個方面,尤其是城市化和技術化方面,文字也差點廢除。
總體來講,所謂現代性文明即是混淆人與動物之區別、鼓勵人的動物性的一種行動。反思現代性,重新回到人類文明的本質,是我們今天要進行的偉大事業。從近代以來,西方知識份子在理性、哲學、人文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道德追求上則毫無建樹。所以,百年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學習西方人文精神得到的也是這樣一種成果。我們當下的社會狀況是物質財富空前發達而精神世界空前空虛。我們得回到祖先那裏。
這是我出版《天地生君子》和提倡君子的原因。從9月份出版以來,我分享了很多關於君子的思考,也在重新尋找中國幾千年來的君子形象。當然,我要堅決地把君子從儒家那裏解放出來,也從男人那裏解放出來,讓君子形象成為所有文化都崇尚的人的理想形象,女性也可以成為君子。
所以我說,君子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一個理想形象和人格。也許,它會成為整個人類的追求。
自從在上海重新“看見”鳩摩羅什後,從此就與他結緣。小說《鳩摩羅什》是目前我所有小說中一直重印的,電影也在拍攝。這一年,《鳩摩羅什》4集紀錄片終於有了個樣,同時,我在出差的時候,總是順道去拜訪當地的名山,那裏總是有禪寺,也總有鳩摩羅什的影響,所以,這一年,還在拍攝鳩摩羅什的其他幾集紀錄片的素材。
在他之前,中國流行的主要是小乘佛教,在他以後,中國主要流行的是大乘佛教,所以,他帶來了一群菩薩。菩薩是犧牲自我拯救眾生的人,就生活在我們中間。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所以,那些敬畏事情之因、持戒修行的人都可以說是菩薩了,那些一心為大眾服務的人,犧牲自我、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更是菩薩了。菩薩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生活在一切日常中的人,包括臟腑之地。
所以,在鳩摩羅什電影開機時,我說,如果生活在1600多年前的鳩摩羅什面對的是強大的東方帝國和漢文化語境,而現在的鳩摩羅什則是面對更為強大的西方世界與西方文化語境,所以,我們要重新解釋鳩摩羅什。佛陀在世時,他能面對不同知識不同修為的人都有不同的法門,共有84000個法門。鳩摩羅什也一樣,他在涼州十七年把漢語文化學習之後,才能翻譯出那麼通透、玄妙的經書來。今天生活在寺院裏的高僧,已經大多不接觸寺院外的知識了,就像《維摩詰經》中講的那樣,當魔鬼波旬帶著三千天女來與佛陀鬥法,佛陀座下雖弟子萬千,但只有維摩詰大士一個人站了出來。他把三千天女帶回了家,當波旬與佛陀再次見面時,維摩詰大士也帶著三千天女來了,她們都歸入佛門了。波旬失敗了。所以說,佛在我們家裏,父母就是佛,因為他們給我們犧牲了自我。佛在學校裏,那些老師教給我們善知識。佛在工作中,那些善良的人把自己奉獻給社會。不要捨近求遠,做好自己,奉獻自己,感恩身邊向我們施捨的人,也感恩那些批判我們的人,因為我們總有不對的地方,他們讓我們看到了自身的缺點,使我們完善。
這就是鳩摩羅什告訴我們的那些善知識、善方法。而這一切,都是我們當下這個追求個性、追求自我、追求私利、追逐欲望的社會急需的。
當然,關於鳩摩羅什,我還要做很多很多。一生不夠,就許下另一生。
涼州,我的故鄉。無論我用什麼樣的辭彙形容她,都不為過。無論我做什麼樣的事,都是一個遊子的盡孝罷了。
這一年,辭去院長後有些閒暇,便想把老家的房子收拾一下,等父母百年之後貢獻給社會,看看有無益處。後來就生出妄念,想在那裏辦一個書院或鄉村博物館,把涼州的文化按我個人的研究展示起來,用我畢生的力量將其建設好,然後也交給社會。做這一切的原因出於報恩。
在我很小的時候,村裏老人說我們不姓徐,大概是我曾祖父時逃難到這裏,是徐家人收留了我們,到現在我們已經是第五代或第六代人了。我們家的祠堂裏曾經一直供奉著一個我們不知道的徐姓的牌位,我想,大概是我們家的恩人。我們徐家盛傳徐三爺的故事,那麼,我的曾祖父們肯定有好幾個弟兄。後來,他們有人來找我爺爺,但都失之交臂。這也使我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徐家人。現在村裏人已經很少知道我們家這些往事了。
現在該我們報答徐家人了。可是,當我這樣想做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德行不夠,能力不足,所以我有半年時間都一直生活在自責之中。我覺得自己有些貪功了。儘管有好幾個朋友一直想全力幫忙,但我還是在猶豫,因為我欠他們的又什麼時候能還清呢。
除了這些,我還是一如既往地寫涼州,傳播涼州。我帶領學生們創作了六集紀錄片《涼州的六葉花瓣》和五集紀錄片《敦煌之光》,還在等待甘肅電視臺審片中。還與學生們共同創作了《涼州寶卷》《西涼樂舞》《涼州詞》《賢孝》等紀錄片,2部已經在甘肅電視臺播出,另外2集還在審片之中。創作了100多集短視頻,從日常生活出發講述涼州文化。除了文字外,我想建立一個影像的涼州。而這個影像的涼州,要遠遠高於日常的涼州。
也許這一切都是妄念、妄行,好在有鳩摩羅什的方法為誡,大概也不會錯了哪里去。
一切都有緣起。
2006年,我轉崗到旅遊學院,帶了兩門課,一門是《中國文化史》,後來其實我專講孔子,另一門是《世界文化概論》,後來講成了《西方文化概論》。當時,它們阻止了我小說創作的步伐,心裏很苦惱,後來我發現就是那幾年,這兩門課幫我打下了理解世界和河西走廊以及絲綢之路的基礎。我走向文化研究要感激那些年的付出。
2012年,我又被調到傳媒學院做院長。2020年,老家有領導請我以短視頻的方式講涼州。起初我拒絕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學者和作家,不應當參與這些大眾活動中去,但很快我就又同意了,因為我發現自己帶的碩士都是學習攝影攝像和編輯製作的,用這個事情可以鍛煉學生,還可以傳播故鄉,於是便製作了《話說五涼》190集短視頻,至今訪問量達 8億人次。2022年,我又帶著學生們創作了《小說敦煌》1200集。因為一些原因,至今仍然沒有播出。但它讓我學習了所有視頻創作的技術。從去年到今年,我和學生們共同創作了600多集短視頻,在我的視頻號、抖音號和微博上播出,今年的訪問量總共有1000多萬人次吧。這些視頻使我的一些觀點傳播到大眾中去,同時,我的作品也被更多的人從網上購買閱讀。這當然也給我帶來煩惱,出門不敢再胡說話了。我害怕這會令我偽善。
這一年,可以說走遍千山萬水,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外地參加學術會議和拍攝紀錄片。母親總是打電話說,不要亂跑了,注意休息。過去她在我身邊時,深夜總是到我書房裏說,趕緊休息吧,字是寫不完的。她的話是真理。現在,她不說了,總是提醒我已經五十多歲了。我本來覺得自己還很年輕,不輕易說自己老,但周圍很多同學退休了,一些朋友離世了,還有更多的朋友生病了,一個老病休的朋友圈開始逐漸包圍我,提醒我,我是他們的一分子。當然,我還有另一個朋友圈,那就是生機勃勃的學生圈,每天與他們交流的最多,但它也有終點。所以我也提醒自己,先鍛煉身體,要有一個好身體,再研究和寫作。要倒過來。
故說,這一年,從天地到社會再到我自己,都是轉折的一年。
作家、學者,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西北師範大學中外寫作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甘肅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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