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往聖，繼絕學

       說到中國營造學社，建築圈內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20世紀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成員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多地，對中國古代建築遺產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發掘與測繪。更為令人驚歎的是，1939年8月至1940年2月間，學社在四川、西康進行了一場為期173天的調查，走訪了35個縣市，拍下了3100多張照片。這場被稱作“川康古建築調查”的活動是營造學社歷時最久的一次調查，但卻一直鮮為人知。蕭易利用這些照片，花費5年時間，重走了營造學社當年的古建調查之路，為我們呈現了這本《漫長的調查：重走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築調查之路》，一本完全按照當年學社調查的時間、路線來復原和講述調查始末的書籍。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川康地區進行古建調查，可以說是再合適不過了。但回到當時的歷史現場，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營造學社社址設在北平，以北平為中心，前往河北、河南、陝西等地進行調查，既能節省人力、物力、財力，又合情、合理。事實上，營造學社原本的調查計畫，也是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展開的。從1932年開始，這項工作就一直按部就班地開展著。直到1937年7月5日，梁思成和林徽因還在山西，為發現唐代木建築佛光寺而激動不已。然而，時局劇變，打斷了學社原本的調查計畫。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的全面抗戰就此開始。時局的變化，迫使學社成員改變既有的調查路線。客觀條件的限制促成了這一次的川康古建調查。
       梁思成、劉敦楨均未對這次考察的緣起做過說明。作者在書中嘗試對這一轉變做了解釋。他認為當時四川尚未遭受戰火蹂躪，適合調查；同時梁思成等人還受到了法國人色伽蘭、德國人柏石曼拍攝照片的啟發，於是才有了這一次的川康古建調查之旅。我覺得這種解釋尚有商榷的餘地。
       當時四川尚未遭到戰火荼毒，確是實情。但若說學社的調查受到了色伽蘭等人的啟發，尚有疑問。1930年，商務印書館的確出版過色伽蘭著、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涉及到了四川的崖墓、古代佛教藝術石刻，但限於條件，沒有圖版。直到1955年中華書局重印此書，才從色伽蘭、德·瓦贊和拉蒂格合編的《中國考古調查團圖錄》中選出一些圖片附在書前，其中就有雅安縣的高頤闕，渠縣的馮煥闕、沈府君闕，綿陽縣西山觀隋大業六年龕的刻銘等。而在柏石曼的著作《中國的建築與景觀》中，則可以看到成都府文殊院，廣元縣皇澤寺、千佛崖、觀音崖的照片。倘若說學社的調查受到了色伽蘭等人的啟發，那麼學社調查工作的重心一開始應該就不是留存於地面上的古建築，而應注重漢闕、崖墓和石窟資源。但顯然，事實並非如此。
       從現存的劉敦楨日記來看，內遷至昆明時，學社在雲南的調查仍然著眼於各種留存於地面上的古建築，對石窟等文物未見過多關注。1939年8月26日，劉敦楨在日記中透露：“本月廿二日，遷居瓦窯村楊榮宅，略事布署，即赴川、黔考察。”次日即啟程前往貴州，9月4日才抵達重慶海棠溪。一路之上，劉敦楨對貴州的民居觀察細緻，並在日記中予以簡短描述（8月30日）。在重慶逗留時，劉亦對民居、文廟等建築表示出極大的興趣。顯而易見，倘若學社成員真的受到了色伽蘭等人的啟發，又怎麼會對川內豐富的漢闕、崖墓、石刻資源熟視無睹、不以為意呢？
       既然如此，學社的工作方向究竟是如何轉變的呢？劉敦楨的日記仍然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線索。9月10日記：“重慶市內建築，據近日涉獵所及，舊建築十不一睹。蓋近歲改築道路與整頓市容，拆毀不少，所餘者不啻太倉一粟耳。”對古建少存的擔憂，促使劉開始轉變思路，調整調查的重點。9月18日下午，劉敦楨與梁思成前往聚興村中央研究院，拜訪任叔永。或許正是在這場會談中，三人重新確定了調查的重點。當天日記記載：“川中古建築，以漢墓闕占主要地位，蓋數量為全國現存漢闕四分之三也。此外，漢崖墓遍佈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數難以算計。而隋、唐摩崖石刻亦複不少。故漢闕、崖墓、石刻三者，為此行之主要對象。但木建築經張獻忠入川後尚遺留幾許，不無疑問，書此志疑，以俟後證。”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劉敦楨觀察到重慶市內不少建築被拆毀這一事實後，意識到川內的情形應與重慶類似，又經過一番瞭解，發現川內有不少漢闕、崖墓和石刻，於是在18日與梁思成、任叔永商議，重新確定了調查的重點和方向。
       由此看來，營造學社的此次“川康古建築調查”，原本就是一次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調查。誠如劉敦楨在日記中所說，“此次原只調查成都附近諸縣及川北綿陽、廣元與嘉陵江流域”（9月30日），範圍十分集中，一開始又把目標鎖定在地上的古建築方面。只是身臨其境之後，社員才發現實際面對的種種困難。因時值抗戰，交通不便，短期內不會再重來，故索性一攬子將周邊可以調查的地點均納入本次調查範圍；因四川地面古建築留存不多，故將目標轉移到漢闕等方面。邊走邊做，邊做邊調整，應當說這才是戰時狀態下營造學社古建調查的真實情形。
       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也就可以充分理解梁思成等人在調查之中，為何屢屢與宋元建築擦肩而過、錯失發現大足石刻的原因。如果說地處偏遠就是梁思成等人錯過宋元建築的原因，那麼何以解釋他之前能和林徽因在山西五臺縣城東北32千米豆村鎮東北的偏遠山中發現佛光寺呢？如果說營造學社是受了“唐盛宋衰”觀念的影響，錯失了大足石刻，那麼精於金石的馬衡、顧頡剛等人為何又能“發現”大足石刻呢？
       對前一個問題，我認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社員們發現調查面對著種種困難，於是只能採取瞭解到一處就調查一處，且每一處的逗留時間都相對短暫。一個頗能說明此行調查困難和時間倉促的例子，就是本次調查只留下了3000多張照片，但卻很少像以往的調查那樣做過精細的測繪（高頤闕等漢闕的測繪則屬於特例）。
       對後一個問題，我認為必須考慮到時局的影響。營造學社的調查，發生在1939年秋至1940年2月，那正是中國抗戰最為艱難的歲月，劉敦楨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防空警報。時局的動盪，根本不允許他們在大足做更為詳細的考察。更不用說他們只在那裏待了半天，就匆匆下山。而馬衡、顧頡剛等人的調查發生在1945年4月，當時湘西會戰已經開始，日本開始派遣軍隊醞釀著從廣西、廣東、湖南、江西四省撤退部隊的計畫。就在馬衡等人抵達大足石刻的當天（4月30日），蘇軍佔領柏林，希特勒自殺身亡。中國的長期抗戰，已然見到了勝利的曙光。當此時局再次劇變之際，馬衡等人自然有著更為優渥的主客觀條件，於是在大足調查了7天，最終宣佈發現了湮沒已久的大足石刻。時也命也。梁思成雖為古建築研究大家，但能否慧眼識珠，還得依靠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的配合。
       如此看來，作者在《漫長的調查》中的敘述，就帶有了幾分輝格史觀的意味。我這樣說，並不是否認營造學社古建調查的偉大功績，也並未貶低《漫長的調查》一書的價值，而是希望能夠如實反映戰爭年代古建調查的艱辛與不易。如此，才更彰顯出此行的偉大與不凡，凸顯出在國家民族遭受空前危難的歲月裏，仍然有那麼一批可愛而可敬的人們，在抗戰的大後方從事著興亡繼絕的偉業。
 [書籍簡介]

 
 當年，他們逆時代的洪流，用了173天穿梭在巴蜀大地上，留下時代的背影。那些崖墓、漢闕、建築、城市，它們，有的還在地上。有的，已只在紙上。本書沿著當年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築調查路線，重走考察之路，將營造學社的調查對象一一考證，重現當年梁思成與他的同伴們的考察經歷，結合營造學社拍下的調查照片與今天的現場照片，讓讀者再次看到川康古建築的過去與現狀。全書約15萬字，圖約260張，以營造學社當年的考察路線為順序，兼及地域特色劃分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