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無所住》，是徐兆壽教授的新詩力作，出自徐老師剛出版的詩集《涼州心經》。它和《涼州心經》一道，在我的閱讀經驗當中，構建起了“傲岸出群”的超卓意象。
這首詩，起始就以幼時即日誦千偈的鳩摩羅什答問方式，帶讀者領略佛乘世界，不過，詩人本心，則未必就是要我們深達法相。我以為，《應無所住》是超越了單一語言向度的詩歌作品，它的哲學意蘊，是更值得我們吟味的部分。
整首詩的價值多元化，使作品獲得了不竭能量。它空間曠奧，峽谷幽靜，是和其光，同其塵，也是“吟味”這類舶來之特殊辭彙包孕（意思蘊含）的變化與順延：若屬江戶時代，它指的是確認在法庭上說謊與否；當下演進，又會用來指檢驗查實東西的品類和質地——我的意思是，鳩摩羅什可以是神色清朗，“傲岸出群”，也可以是“但採蓮花，勿取臭泥”。
《應無所住》寫了真實詩境，也寫了心靈幻境。
此類心靈幻境，於詩人自己，是接通昊天的豐富想像；於信眾，則是如羅什大師《十喻詩》中所說的，是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然後就像徐老師指示的“應無所住”那樣，漸成“住此無所住”，講到底，便是“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是一種似而未似之外的清明。
徐老師這首詩，給予了人極好的審美體驗。詩人寫道：“我先是水，冰是我的樣子/然後是草木。/我曾是佛陀座下的蓮花，也曾是飄零無助的蒲公英。/然後是火/是光，藏在樹木的內心。”
那是一種喧騰而靜謐、凝固卻生動、晦暗又光明的圖式。此情綿長，此境悠遠，詩人展示了十分具象又無限空茫的詩歌內景。
作品無意就此打住。它更加傲岸出群的所在，更加珍奇的審美體驗，尤見於“住在盛夏的屋裏，也住在遙遠的星辰上。/然後是玉石的形象，/住在君子的心上，住在河流的深處”這些句子。此岸、彼岸，在場、想望，切近、迢遙，高貴、平常，等等，是玉石相撞，其音琮琤，直入心底的，是百代持守，其境光明。
《應無所住》極重湧浪暗生：它還有別樣構型的“傲岸出群”。
詩人同時還告訴大家：“魔鬼也由人而誕生”。
人是什麼？關於“人”，詩人沒有回避另一種認知，即，“我徒有人的形象”。此時的“人”由欲念所控制，在人的皮囊之下藏了一副魔鬼心腸，人是其假面，魔是其實相。當此之時，人與魔已經合為一體。自甘墮落，與誤入歧途，甚至都沒有太大區別，要而言之，“在無窮的輪回中，我也曾是魔，曾是披著羊皮的狼。”一切惡緣都來自於人，所以，“一念生”的背後，是“另一念生”，是“惡緣起，魔鬼出”。詩人發出相關告誡，真是苦心孤詣。他的藝術處理，更是堪稱高妙。
特別是，《應無所住》絕非只鎖定某一語言閾值，而是在複合調性中，展示人性、狼性和高階文明的可能性。
緣此，我們發現，原初的妖魔鬼魅，通過煉獄之火，可以回歸於“人”，與一切聖靈、生靈和光同塵；詩人沒有提及冥界，但我覺得，一切經歷了人與非人磨礪考驗者，最後全都復歸於混沌未消的世界，而混沌未消，既是冥界之象，也是梵天之象。作品涉及到的詩歌所指和能指，確實極具禪意。
詩人是可敬的：《應無所住》貫注了硬實、崇厚的前端思維，它和最顯族群生存架構特點和邏輯修正意願的哲學觀念互為表裏。
全詩有一種祛魅指向，將雲端之上的西方世界拉回到了人間。
正因為如此，“我”學會了“沉默”，但這種“沉默”不是啞默，更不是拋棄這個世界，而是“閉上眼睛，閉上嘴唇。/終於聽到遙遠的地方，有佛陀的名字”，是“應聲而往，/成為秋風，成為雪山”。
詩人用秋風消解了可能的造像衝動：它與蕭瑟為鄰，的確也是草木搖落的表徵；但它還可以“嫋嫋動高旌”，擊破黃葉飄零的想像，向穹頂，向遠漢。
詩人用解構方式，用傲岸出群的情思，為作品打開了更闊大的詩境，讓我們免於被某一坐標系限死。
由此，我想進一步說，我們的解讀，或也應當闊大一些。
如果僅把徐老師兆壽教授的這首作品歸於禪意之列，在理解上也許存在偏差。
禪意更近於對這個世界的疏離式判讀，是熱烈之後的醒覺，是枯坐之中的頓悟，是於無限繁華之內，察見落寞，並尋思怎樣開解，怎樣自處，怎樣不墮入因果輪回，頗有一點還在入定之際，即把人引向某種未知秘境之意。
過往的經驗證明，在一個舛訛頻出和人心不古的塵世，它有存在的充分理由和自身意義。
其實，以我臆測，人們之所以會去問禪，概在求得心理上的出路，是在無望、無情、無奈、無法，甚至無意之際，衝破精神障礙和規訓牢籠，去找到某種平衡。就像“施施然”之通假，其實是從“迤迤然”的錯謬開始，最終將錯就錯，相沿成習；而人的自我寬恕，自我粉飾的本性，會類乎此而導致人的二度沉淪，會將這種自我寬恕、自我粉飾本性再遷移至別的場域。如此，則罪過與懲罰、功德與旌揚，也就可能彼此混同，前述禪意，也就可能開始進入模糊地界，變成花非花，霧非霧；就算能夠明確一些，或也就只是效法辛棄疾先生：“風前欲勸春光住”。問題是，當此之際，孽緣未消，“春在城南芳草路”呢。故而，我們現在是否要急於將《應無所住》猛一掌便推入“禪意”一門，這是值得多打幾個問號的。
我甚至以為，在很多時候，不分是非地強調所謂“禪意”，等於把《應無所住》傲岸出群的最重要品質丟掉了。“禪意”可以有，但不可過頭，特別是要警惕一頭紮進其內而不能自拔。如果徹底迷失此間，那麼，就算不致朝自我寬恕、自我粉飾之途迅跑，其極大可能，也許是更習於在一種與我無涉的可疑區域流連，它對正發生著的、關乎“人”的運命的事件，也許會抱一種置身其外的信條，會以守住了自己的隱秘心思，變得跟世界若即若離或兩不相干而面露自得之色，這種“禪意”取態，是無法臻於“傲岸出群”高度的。
我們顯然不應將兆壽教授的表達，與那種羸弱出聲相等同。我從來不否認《應無所住》觸及到了反向的、消極的、非確定的人事風物，但它的核心是反思，是省覺，是在這個基礎上的暗寓禪意。而且，它濃墨重彩盡力呈現的，是更正向、更積極、更確定的世界。詩人勇於替“人”攬鏡自照，曝光群體的軟弱、可鄙和罪錯。他對準“我”身體的，是寒光閃閃用於無情解剖的手術刀，他以“我”為詩歌主人公，讓“我”敞開胸襟以道天地恒久，人世難留，更不懼暴露個體的醜陋甚至邪惡，還從對時間河流的俯察當中，看到了涅槃的希望，借“人”的懺悔努力掙脫沉疴，並在這種深刻懺悔中，讓“我”獲得重生。由此，我覺得，自己也許讀到了徐兆壽教授文思和靈魂“傲岸出群”的秘密：詩心從來未離“人”。
與其說《應無所住》是新禪詩，我倒寧願把《涼州心經》稱為“心理自警詩”，或者，還可以直接叫作“自警詩”。它首先是從人的角度把握詩的呈現對象，營造的是和“人”密切相關的詩境，是以“分別心”為觸媒，從精神管道達至放下“怨恨、愛慕以及分別心”，使“我”能“看見生命的河流”，住在“君子的心上”，能看見“佛陀就站在對岸”，最後以“智慧和善行”“幸福”為旨歸——其終極目標當然還是“人”。
我相信，《應無所住》所建構的傲岸出群的超卓意象，將會是佛陀座下不朽的“蓮花”，是永恆的“玉石”，是永恆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