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傳承視野下的「五涼文化」

       陳寅恪先生言，“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畢後，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後始知北朝文化系統之中，具由江左發展變遷輸入者之外，尚別有漢、魏、西晉之河西遺傳。”由此可見，“五涼文化”貫穿於整個中華文化，“承前畢後，繼絕扶衰”，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五涼”政權以其短時間內文化上的繁榮，在歷史更迭和朝代變遷中顯得尤為閃耀，形成了值得關注的“五涼文化”，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所謂“五涼”，指的是在十六國時期，先後經歷的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五個政權，前後歷經138年，統稱“五涼”。在“五涼”時期，因其多文明融合的文化氛圍、相容並包的多民族政策、東西交流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豐富多元、意韻深遠的“五涼文化”，對後世各朝代的文化發展有諸多的影響，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傳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果從世界視野格局下來審視“五涼”時期，就會發現“五涼”時期的河西走廊不僅在地域上起著連通中原政權與西域諸國，保存和傳承了中原地區的完整的儒家傳統文化，更重要的是，河西走廊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紐帶。正因如此，“五涼時期”的涼州地區前後接受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遊牧文明、農耕文明、西域文化的洗禮，並在涼州地區交融發展，形成了獨特的“五涼文化”。奠定了其在中華文化中的獨特地位。
       “五涼”時期，由於中原戰亂，大量文人士子遷移至河西，同時“五涼”各政權十分重視文教，使得“五涼”時期涼州地區的儒家文化異常繁榮。竇融在治理涼州期間，將中原地區儒家文化向西傳入了河西地區。隨著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繁榮，儒家文化的教化作用開始顯現，對維持政權長期的穩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前涼張軌十分重視儒家思想對於統治的重要作用。首先，張軌辦學校，興儒學，《晉書·張軌傳》記載，“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其次，張軌提倡私學，鼓勵文人講學著述，吸引了郭荷、宋纖、宋繇、劉衑等儒家宗師；再次，文人士子遷往河西，不僅使河西的儒家文化得到傳播，也保留了許多失傳的典籍。使涼州地區成為了北部的文化中心。西涼李暠世代居於涼州，《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中說他“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好尚文典”，所以十分重視文教的作用。他治理期間，積極開辦學校，設置五經博士，“又立泮官，增高門學生五百人”，大力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
       “五涼”時期，佛學的東漸成為趨勢，加之呂光從西域將鳩摩羅什帶至涼州，加快了河西佛教文化的傳播與發展，並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呂光在建立後涼政權之前，曾奉命征討西域，並帶回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後呂光建立後涼政權，鳩摩羅什因此也滯留涼州十七年之久。鳩摩羅什的東來傳法，使得佛教向中原地區傳播並走向繁榮，尤其是後來鳩摩羅什被迎往長安，真正迎來了佛教的輝煌時代，這在中西文化史上也有著重要意義。北涼時期，佛教真正進入興盛階段。沮渠蒙遜十分推崇佛教，在他的宣導下，北涼開始了開窟造像、譯經禮佛，出現了佛教發展高峰。在高僧曇曜的影響和主持下，開鑿了天梯山石窟，這也是佛教早期傳入中國開窟造像藝術的典型。對後世佛教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河西地區因為平坦的高山草甸，再加上祁連山雪水的常年養育，造就了天然的草場，是遊牧民族心中“流淌著奶與蜜之地”。因此歷朝各代都十分重視河西地區的農牧業發展。竇融時期設置了“牧師苑”一職，實現了半牧半農，以牧為主的經濟模式。他又把漢武帝時期中原的農耕技術帶到了河西，建立完善的農業生產建設體系；設置屯田機制，在沒有戰事時軍隊也參加農業生產；將從中原帶來的鐵制農具投入使用，提高生產效率。前涼時期，涼州的農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一是大量中原流民移入涼州，使農業生產有了保障；二是張軌及其後統治者減輕賦稅，鼓勵農民按農時耕種。這些政策使得農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農耕文明也由此融入五涼文化。
       在“五涼”時期以前，遊牧民族始終活躍於河西走廊，先後經歷了氐人、鮮卑人、匈奴人等少數民族的統治，因此遊牧文化一直存在於涼州地區。竇融到河西任大將軍之時，正值周邊少數政權蠢蠢欲動，西北作為邊疆軍事壓力巨大。《後漢書·竇融傳》記載，竇融“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同時竇融也採取了“懷輯”的民族政策，保障了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使得民心所向。這些措施在軍事上保證了安定。西涼時期，《晉書》記載，李暠面對北邊的柔然、南邊的吐谷渾的威脅，“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在外部多方的軍事威脅之下，李暠仍然不懼壓力，在深思熟慮後，積極採取了以和為主、軍事為輔的政策，《魏書·李暠傳》記載：“深慎兵戰、保境安民、俟時而動”，保障了河西的安定。從這些措施中可以看出，遊牧民族對於涼州地區的侵擾，直到“五涼”時期的治理才逐漸穩定，此後隨著遊牧民族與遷徙而來的中原漢族的融合，遊牧文明也成為了“五涼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涼州地區處於陸上絲綢之路的交通重鎮，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自漢武帝打通西域、設立河西四郡以來，河西地區正式納入漢代版圖，從此西域文化也逐漸傳入中原。據史料記載，前涼張軌及其後代統治時期，前涼政權的疆域不僅僅在河西地區，已經擴展至樓蘭。張俊時期又先後佔領和征服了高昌、鄯善、龜茲、疏勒，確立了涼州在西域的霸主地位，對拓展邊疆和統治西域作出了巨大貢獻，也使得西域文化融入“五涼文化”之中。後涼呂光征討西域，這次遠征西域的勝利意義重大。他在班師返回涼州時帶回了大量的西域人口，同時也帶來了龜茲的音樂、舞蹈，創始於“五涼時期”的“西涼樂”，正是由西域而來的西涼樂舞與中原樂舞結合的典型，在中國音樂文化史上具有極其重要又特殊的地位，史籍亦多有記載。“西涼樂”至盛唐時期產生了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少數民族地區第一個大型歌舞曲《涼州大麯》和唐代最著名的舞蹈《霓裳羽衣舞》。
 

 
       在“五涼”時期的歷代統治者的治理下，使得中原的文明中心遷移到了河西地區。在“五涼”時期，整個河西地區文化事業繁榮發展，“五涼文化”在中國文化中一脈相承，對後世河西地區和整個中國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隋統一中國後，“五涼文化”作為重要一源，逐步加入了隋唐統一混合的文化之中，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繼續發生著重要的影響。“五涼文化”成為大一統隋唐文化三個源頭之一的北魏北齊文化的一支派。陳寅恪先生認為，自魏晉以來，傳統的章句儒學的學術中心逐漸向西北轉移，並逐漸向著家族轉移。同時，“五涼”時期河西的穩定，保證了儒學的發展，也就是“魏晉文化在涼州之遺留及發展者”。另一方面，北魏北齊以至隋唐，在禮儀、職官、刑律、財政等領域，如果向上溯源，則會追溯到五涼時期河西家世之學的承續傳代。
       北魏政權是統一“五涼”政權後建立的統一的北方政權，因此在文化建設上受到“五涼”時期文化的巨大影響。在西元439年，北魏滅北涼，使得大批河西人士來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其中有很多的著名學者和高僧大德，使得北魏的文化得到了快速發展。這些遷徙而來的著名學者和高僧大德受到北魏統治者的重視，鼓勵他們開壇講學，著書修史，有些甚至進入北魏朝廷被委以重任，《魏書》第五十二卷專門為十位學者立傳，足見統治者對他們的重視，這些人都成為了北魏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對後來中原文化的復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涼”時期的文化遺傳對於北魏政權的影響極深，涉及文化、宗教、音樂、文學等許多方面。北魏時期的佛教發展與北涼時期佛教的發展密切相關。北魏滅涼州後，大量的佛教高僧如縣曜、師賢等被迫從涼州遷入到了平城，這些高僧開始主持開窟造像，開鑿了著名的“北魏三窟”，創造了“平城模式”。此外，據《隋書·音樂志》載，北魏時期所採用的音樂，仍舊取自五“五涼”時期的胡聲新曲。
       由此可見，五涼文化對後世很多方面產生了影響。不僅涉及中原、江南等諸多地區文化，同時對後代歷朝的禮儀、刑律、職官、財政等制度也有許多影響，另外涉及的領域也十分廣泛，包含了文學、宗教、教育、音樂等。對於整個中國漫長的歷史而言，五涼時期只有短暫的138年，但是其對後世的影響卻十分深遠，對於傳承中華傳統文化，連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五涼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魏齊隋唐之制度”，在中華文明嬗變歷史進程中發揮了“承前啟後、繼絕扶衰”的重要作用，對後世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血源根脈，肩負著中華民族認同歸屬的內在基礎，是文化自信的最根本支撐，是中華民族認同歸屬的內質外化。五涼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優秀傳統文化一樣共同組成當代文化自信的根基，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