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出土西夏貨幣見證民族融合

       錢幣是在社會經濟逐步演進到某個階段時產生的。我國古代的錢幣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每一種錢幣都是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象徵，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特徵和地域色彩。
       作為西夏陪都，武威在其興亡中佔有重要地位，是西夏在西部地區的經濟都會，正所謂“大夏開國，奄有西土，涼為輔郡，亦已百載”。西夏碑所載“武威當四衝地，車轍馬跡，輻輳交匯，日有千數”，反映了當時武威交通便捷和商品貨幣經濟較為發達。西夏統治近200年，在武威遺留下了眾多珍貴的文物遺跡，特別是西夏鑄造的貨幣，成為探究西夏神秘面紗的第一手實物資料，也是當時西部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紀錄之一。
       西夏滅亡後，元朝未能給西夏修史，所以到明代中葉以後，特別是到清朝時，西夏文獻資料基本散失殆盡，人們已經不認識西夏文字，甚至不知道歷史上還有西夏及西夏文字的存在，西夏成為一個神秘的王國。因此，世人更不知道西夏錢幣的存在。
       此前，據《宋史·夏國傳》記載，西夏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始立通濟監鑄錢”。這是僅有的一條有關西夏鑄造錢幣的漢文史料。而文獻記載的西夏錢幣僅有漢文天盛元寶，至於西夏文錢幣則不可識別，見於譜者僅有南宋洪遵《泉志》所載一枚，還將其認為是“梵字錢”。經後期考證，《泉志》記錄的這枚“梵字錢”，是西夏王朝鑄造的西夏文錢幣。
       西夏建立後，統治者進行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革與創新，雖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習俗，但大多沿襲唐宋典制。隨著西夏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傳統“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大規模的貨幣交易由此產生。為了鞏固政權、發展社會經濟，西夏統治者鑄造了一整套具有鮮明民族、時代與地域特色的貨幣。
       一、西夏貨幣在武威地區的發現
       清嘉慶十年（1805）,金石學者劉青園在武威發現數甕西夏流通的窖藏貨幣，從中發現了西夏鑄幣“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元寶諸品”。他根據張澍1804年在武威大雲寺發現的西夏碑中的文字，判斷出其中的梵字錢，就是西夏時期鑄造的“西夏文錢”。這是西夏錢幣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確文獻記載的重大發現，在中國錢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的考古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武威不僅發現了西夏石窟、文獻、墓葬等遺址，而且伴隨城鄉建設的開展，大量西夏窖藏貨幣被發現，基本上每一個西夏遺址都有西夏錢幣或銀錠、銅鋌出土。根據考古資料顯示，目前已經確定的5種鑄有西夏文字和10種刻有漢文的西夏錢幣在武威都有發現。
武威是最早發現西夏貨幣窖銅藏，並且具有明確文獻記載的西夏貨幣發現地，也是西夏故地發現西夏錢幣最多、最為集中的地區。武威西夏貨幣的發現，對於認識西夏對外發展經濟以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武威出土西夏貨幣的形制
       西夏時期以物易物的貨幣形式佔據重要地位。由於西夏境內礦石原料的稀缺，鑄幣數量相對較少，而北宋因礦產資源豐富、鑄幣量大，使得宋錢成為西夏地區主要的流通貨幣。北宋時期，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對北方少數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夏的文化、經濟等進入高速發展時期，開始推崇漢文化、效仿漢文化，這一點在西夏貨幣的鑄造形式上也得到了體現。
       1. “圓形方孔”造型
       圓形方孔錢在中國錢幣史上佔有較大比重，一方面是它的使用時間最長，另一方面它是鑄錢觀念較為成熟的代表，其中包含了對天地的進一步認知和理解，也體現了實用性的需要和考慮，正如西晉魯褒在其《錢神論》中，對其所蘊含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刻描繪：“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這一描述不僅形象地勾勒出古代錢幣的形狀和象徵意義，而且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

       圖1 （西夏文“乾佑寶錢”）

       西夏在建立國都之前與唐、宋交流密切，積極吸收中原文化，學習運用儒釋道思想，認同中原貨幣文化理念並加以借鑒、吸收，從而形成“圓形方孔”的西夏錢幣。武威出土的西夏錢幣中，“天盛元寶”“皇建元寶”“光定元寶”“福聖寶錢”“元德通寶”“天慶元寶”“乾祐元寶”都是“圓形方孔”的造型。以“圓形方孔”為標誌的錢幣形制特點在政治上被視為中華正統身份的象徵，是中華文化特有的符號，西夏統治者鑄造“圓形方孔”錢幣，形成了共稱“中國”的政治認同，體現了西夏政權對大一統秩序的認同。
        2. 錢文字體
       文字作為文化象徵符號和互相溝通的媒介被利用在錢幣上，成為錢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夏政權建立之初，其與周邊政權，特別是中原王朝的關係尚未穩固之時，所鑄造的錢文書法較為粗獷。武威地區出土的西夏錢幣如“元德通寶”同時採用了真書和隸書兩種字體，字體顯得較為粗壯，字形過於方正，整體觀感略顯生硬。
而經過對比可以發現，“天盛元寶”的字體瘦健且勁挺，具有濃鬱的瘦金體風格。而“乾祐元寶”的字體更為向右伸展，線條活潑流動。這些變化不僅體現了西夏書法藝術的進步，也反映出西夏政權與周邊政權的融合性日漸加深。
        三、武威亥母洞遺址出土西夏錢幣述略
       亥母洞石窟遺址是西夏時期創鑿的一處藏傳密教靜修之地，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藏傳佛教遺址，也是我國現存惟一的、最原始的金剛亥母洞遺址。亥母洞石窟遺址位於武威市涼州區新華鄉纏山村七組西南側的祁連山北麓餘脈，由4座（西夏文）乾佑寶錢洞窟及窟前建築遺存組成。
       2016-2018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肅地質災害防治工程勘察設計院的配合下，對該遺址進行了連續三個年度的支護加固與考古發掘，清理出土了一批西夏、元、明、清及民國時期的遺跡遺物。經整理，發現西夏錢幣兩枚，均為“乾祐元寶”鐵錢，鑄工精良。“乾祐”是西夏仁宗李仁孝的最後一個年號，歷時二十四年（1170—1193）。“乾祐”年間，鑄有西夏文“乾祐寶錢”和漢文“乾祐元寶”兩種錢幣。
       四、小結
       西夏是以黨項為主體民族的政權，曾長期與遼、宋、金對峙，自西元1038年建立政權起至西元1227年止為蒙古所滅，共存190年，在我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西夏時期的錢幣類型豐富，是研究西夏金融制度的珍貴實物資料，對於中國古代錢幣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西夏錢幣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內容，同時也是促進黨項民族與中原漢族等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形成的重要元素之一，承載著中華多元文化的交融與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