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與鴻儒文軒匠心打造的吳撇新詩集《我在我裏面放了什麼》終於面世了，詩集收錄了詩人2015-2025十年間創作的230首詩歌，涵蓋自然哲思、故土眷戀、生命叩問、時代觀察、人情暖意等多元主題，既延續了傳統詩歌的意境之美，又融入現代視角的創新表達，是一部兼具審美價值與思想深度的性靈之作。 吳撇的新詩集，書名很怪，怪到有一瞬間讓我不知道是何意味。“我在我裏面放了什麼”“WHAT DID I PUT INSIDE OF ME”，書名已經夠人性化了，怕我中文讀不懂，還特懂事地放了一句英文輔助我理解。其實真正讓我理解書名恰恰是那句英文——“DID”是“DO”的過去式，曾幾何時，我在我裏面放了些什麼？ 詩集的標題本身，就構成了一場存在主義的叩問。過去的種種遭遇，成就現在的自我。海德格爾說：“人是時間的存在者。”吳撇用十年光陰，證明了本質是在時間中緩慢長成的。十年詩選的結集，便是一部用漢字書寫的《存在與時間》。 薩特說“存在先於本質”，人首先存在，遭遇自我，在世界上湧現——然後才定義自己。人並非按照預設的本質或目的被創造，而是首先作為“存在”出現，隨後通過自由選擇和行動逐步定義自身的本質。吳撇的書名恰是對此最詩意的詰問：“我在我裏面放了什麼”，才讓這個偶然的“我”獲得必然的重量？ 薩特說：“人是一無所有的，後來才成為什麼。”每個人都是自我成長的個體，我要在我裏面放上什麼，我才最終成為我。那麼，吳撇到底在我裏面放了什麼呢？ 語言，是吳撇進行這場建構的首要現場。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之家”，而吳撇的創造，恰恰始於對這個“家”的創造性拆解與詩意重建。他以詩為斧，劈開習以為常的詞語外殼，讓存在之光重新照進物我之間。當他寫下“鋤頭是佛，簸箕是佛”，這絕非簡單的擬人或修辭遊戲，而是一場莊嚴的命名儀式——通過將日常農具提升至佛性的高度，他打破了工具與信仰、勞作與修行的界限，在詞語的重新組合中，為存在物賦予了全新的精神維度。這種語言的創造性使用，在《對木山居，聽驚蟄》中表現得更為精微：詩人“為自己上眼藥水”，卻“滴了幾滴春山、幾滴雷震和幾滴早鶯/也滴幾滴舊我”。在這裏，語言化作一種奇妙的溶劑，既溶解了“春山”“雷震”這些自然意象與“眼藥水”之間的物理區隔，也消融了“舊我”這個抽象概念與具體液體的形態差異。最終，內在與外在、物質與精神、舊我與新我在語言的煉金術中得到統一，萬物在詩的秩序裏獲得新生。 意象的構造，更見其詩學功力。他寫“馬的眼睛像一面湖水”，一個“面”字，便讓“湖水”從泛指的景觀，變為一個具身的、可觸可感的介面。這絕非量詞的簡單添加，而是一個決定性的飛躍。“湖水”是概念化的、可供外部觀賞的風景；而“一面湖水”則瞬間將其轉化為一個具身的、可觸可感的介面。它有了邊界，有了張力，成為一個可以映照、也可以被進入的平面。這不再是兩個事物外部的、靜態的相似，而是將“馬眼”這個感官局部，直接提升為一個完整的、內蘊豐富的知覺場，比喻由此從膚淺的“相似”躍升為深刻的“本體”同一。在《迴圈》中，他寫道：“樹葉落地之後/要繼續向下飄，就會飄得很慢/要很隱忍，才可以飄進土壤深處/要適應絕望，就能飄進根部//然後反向，飄進樹榦/接著在各個枝頭，重新飄出”。在這裏，“飄”這個動態過程，被賦予了意志（“隱忍”）、情感（“適應絕望”）和方向感（“反向”）。這已經完全超越了“落葉歸根”的傳統修辭，而是詩人將自我生命的體驗——那些下沉的艱難、內化的過程、以及新生的希望——灌注到樹葉的生命週期之中。他讓讀者感知到的，不僅是樹葉的物理迴圈，更是一個靈魂的“輪回轉世”。 詩集中流動的多聲部敘事，進一步拓展了存在的維度。在詩集中，我們遭遇的不是一個凝固的“詩人”的單一主體，而是在不同詩篇、甚至同一首詩的內部不斷切換、對話的多個“我”。《南山廣大》中，是“回到南山種地，東山的事便不再管”的隱士，他斬斷塵緣，在“鋤頭是佛，簸箕是佛”的日常勞作中尋求頓悟；《現在，他從南岸遊回去》裏，則是一個在燦爛陽光下、“使勁搓洗白襯衣”的赤子，他通過肉身的泅渡，完成一次靈魂的清潔；而到了《神和我一樣，心疼人間》中，他又化身為與神對話、甚至敢於質疑神意的詰問者，在“一架葡萄和一畦番茄之間”進行著存在主義式的艱難選擇。這些角色並非面具，而是詩人將自我投入不同生存境遇後，所裂變出的多個真實側面。他們共同構成了一部充滿張力的“自我戲劇”。這恰恰鮮活地印證了克爾凱郭爾的那個著名論斷：“生活必須向前活，但必須向後被理解。”他在《南山廣大》中理解隱逸的價值，在《遊回去》中理解純真的必要，在《心疼人間》中理解選擇的重量。每一次敘事視角的轉換，都是一次對“我可能是什麼”的主動勘探與體驗。他拒絕被“隱士”、“赤子”或“詰問者”中的任何一個單一本質所禁錮。他堅持讓自我處於一種永不停歇的“未完成”狀態，如同一條不斷分岔的河流，在每一條支流中都探尋著存在的不同可能。 這種對存在之多種可能性的執著探索，並非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它也深刻地呼應著吳撇在現實生活中的另一個重要身份——作為“小樹林”教育機構的創辦者，他所提出的核心理念正是“盡一切可能的教育”。這句樸素而鏗鏘的口號，與他的詩歌創作形成了互文互證的精神同盟。“盡一切可能”，這本身就是存在主義“自由選擇”與“自我創造”精神在最具體、最富建設性的社會實踐中的迴響。它意味著拒絕將任何一個孩子禁錮在單一的、預設的“本質”（諸如“優等生”或“差生”的標籤）之中，而是相信並致力於開掘每一個生命體內在的、無限的、尚未被定義的潛能。他不僅用詩句告訴我們：存在擁有無窮的可能性；更用他的行動向我們證明：我們必須為自己和他人，去創造、守護並“盡一切可能”地實現這種可能性。他不在任何一個角色裏定居，而是在所有角色的穿梭與對話中，持續地構建和重構著那個名為“自我”的、開放而複雜的星叢。這使他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以生命本身為作品，真誠踐行著“存在先於本質”這一哲學命題的探索者。 最令人心動的，是他完成了從哲學“虛無”到詩學“空”的創造性轉化。這種轉換在《把地空出來》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當他在詩中反復吟詠“把更多的地，空出來。給落葉、落蕊、落淚/令其落空”，這並非在表達幻滅，而是在實踐一種深刻的自由。薩特說“人是注定要自由的”，其前提正是人所遭遇的根本性的“虛無”——因為我們的本質不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我們才擁有自我塑造的絕對自由。吳撇的“空出來”，正是對這種自由前提的詩意領悟與積極回應。 然而，吳撇的哲學並未止步於此。他比存在主義的經典論述走得更遠，也更富於東方智慧。他不僅要空出外在的“地”，更要向內“自己拆卸自己”，其目的是“留住簡單的、天真的結構就可以了/才有足夠的力氣，運行人的美德”。這便將存在主義的自由選擇，從一種抽象的哲學姿態，落實為一場具體、艱辛而充滿自覺的精神修行。“拆卸自己”意味著主動剝離社會規訓與慣性思維所強加的“精緻部件”；而守護那份“簡單的、天真的結構”，則是在清空之後，對人之為人的最本真、最核心的善與美的堅守。 這種“空”，更像加繆筆下認清荒謬命運後，依然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種在清醒認知基礎上產生的積極行動。吳撇的詩學之“空”，是一個動詞，一個創造前的準備動作，是種子入土前必須翻鬆的土壤，是光明進駐前必須擦拭乾淨的窗欞。它清場的目的是為了重建，卸下重負是為了讓生命能夠“運行人的美德”。於是，在他的詩裏，“空”不再是終點，而是起點；不是絕望的深淵，而是充滿無限可能的、等待播種的沃野。這部詩集最珍貴處，在於它讓存在主義從哲學概念回歸生活現場。當他說“每個山頭必須有一個女王”，當他把“奶奶落葉與樹落葉”並置，當他要“換一批星星”——這些都不是詩人的狂想，而是存在者主動為世界立法的勇氣。 合上書頁，想起海德格爾晚年詩句：“有偉大之思者，必有偉大之迷誤。”吳撇這十年的詩路，恰是在迷誤中開闢的康莊。他在自己裏面放下的，何止是詩句？那是經過生命淬煉的存在本身，如他在《天下燈火》中所說：“堅忍，多棱角，紋理神秘”——正是這些放入之物，讓偶然的個體獲得了不可替代的本質。 吳撇用十年詩篇告訴我們：我們要將“一切可能”鄭重地還給人間。存在不是既定的答案，而是無盡的追問；本質不是發現的真相，而是創造的果實。在這向虛無播種的壯麗旅程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自己的南山——廣大、慈悲、自在。
書作者簡介： 吳撇，又名樹上有一，原名吳素明，詩人、評論家、詩教探索者，福建省泉州師範學院客座教授、“中國現代詩高峰書庫”主編、《給孩子們的詩》主編、《華文童詩》編委，魯迅文學院第45屆高研班學員。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曾獲首屆“杜甫詩歌獎”、首屆“東坡詩歌獎”、首屆“詩生活·兒童詩歌獎”、第四屆“珠江兒童詩歌獎”、2024年“海峽鼓浪詩歌獎”、第五屆“中國年度新詩獎”。作品發表於《中國作家》《文藝報》《詩刊》《詩歌月刊》《星星詩刊》《詩選刊》《綠風》《綠洲》《詩潮》《詩林》《芒種》《延河》《雨花》《西湖》《西部》《青年文學》《名家名作》《福建文學》等刊，出版個人詩集7部。
書評者簡介： 陳伯強，筆名淡泊，1969年10月生於福建泉港，現為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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