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丨社會主義時間與貧苦的人 ——以孫犁《鐵木前傳》為例

社會主義時間與貧苦的人 
——以孫犁《鐵木前傳》為例

吳慮
本文刊登於本報第22期C1悅讀品評

       回到社會主義被“階級成分”所規定的個人身份、家族身份的起源處，我們會發現其中隱含著如下邏輯：即一個人在社會主義語境下的正義程度，與其貧苦程度呈正相關。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解放區歷史、乃至新中國歷史中，經由一種貧苦正義的道德湧現，社會主義時間得以展開其敘述。在孫犁的《鐵木前傳》中，作為有別於“主流文學”的另類一種，其內在社會主義時間是否開啟，同樣與貧苦的人是否出現具有相當聯繫。如果暫且將社會主義時間未開啟時，《鐵木前傳》的那種另類敘事稱作孫犁的抒情時間。那麼，抒情時間本身的展開，只能在貧苦者“貧”或“苦”某一方因素隱去時得以生成。由此，本文試圖在《鐵木前傳》社會主義時間與抒情時間交織的敘事中，梳理出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以管窺小說敘事中社會主義時間開啟與貧苦的人是否在場之間的相應關聯。
       從小說第一章起，木匠和鐵匠生活境況雖都算是“貧”，但因一種屬於鄉土人情美的友情的發酵，木匠和鐵匠兩家人的生活狀況仍是“安貧樂道”、“田園牧歌”式抒情時間之中。這樣的平靜生活，在第三章被抗日戰爭打破。其昭示著“田園牧歌”的生存處境變得難以維繫。“苦”的戰爭的介入，使得木匠和鐵匠主動投入對社會主義時間的爭取（革命敘事）之中——“人們在戰爭的考驗裏，接受了階級鬥爭的新道理，廣大的勞苦半生的人們，包括他們那從前以為累贅、無法養教的兒女們，開始打破有形無形、傳統久遠的束縛和枷鎖”。經由“貧”“苦”的結合，深受小農意識其害的人獲得了蛻變可能。但至少在孫犁的意義上，對社會主義時間的開啟透露出如下困境：即，即使是一個貧困的人，如果不經歷“苦行”的過程（外在暴力的鍛煉），其本身的生存狀態是不足以產生社會主義時間的內生動力的。
       在第四章，抗日戰爭勝利，出現了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當階段性的革命結束，處於解放區的人們是否能夠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時間運轉起來？《鐵木前傳》到此刻，發生了兩個重要情節性變奏：一、鐵匠帶九兒繼續“苦行”——回到蔣匪區，鐵匠一家進入了敘事的幕布之後；二、“黎老東因為是貧農，又是軍屬，分得了較多較好的地”。木匠一家發生了有趣的變化；首先由於戰爭結束，解放區重新贏回和平安穩的狀態，也進行了土地革命，所以木匠一家不再“苦”。其次，由於一系列“前史”——貧農身份+敘事之外兒子們象徵資本和資本的積累，木匠一家徹底擺脫了“貧”。處於敘事前台的木匠和六兒不再事實上佔有“貧苦”的身份，社會主義時間也悄然停止。即使這個非“貧苦”身份恰恰來自社會主義社會運行機制自身的饋贈。木匠和六兒因喪失“貧苦”身份，進而不再佔有道德指稱下的社會主義正義。所以在政治功利論的意識形態策略中，他們必然逐步走向墮落。而孫犁在一種佯裝的“墮落”中，充分享受著抒情時間帶來的審美愉悅。在這段情節之中，我以為敘事內涵了某種隱憂：當革命結束，即使經由政權社會資源再分配，我們仍然有可能再一次落入新一輪的階級沉降——“他和黎老東共同厭惡、共同嘲笑過的那種‘主人’態度，現在是由他的老朋友不加掩飾地施展起來了，而對象就是自己”。特殊十年的“繼續革命論”恰恰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應對了這種恐懼。
       社會主義時間的再一次轉動的時刻，正是貧苦的人歸來——即鐵匠和九兒“苦行”歸來之時。鐵匠和九兒帶來了一聲“你們一直生活在咱們的根據地，真是生活在天堂裏了。”緊接著，那些在前一階段敘事中秘而不宣的黨/團組織開始浮出歷史地表；黨的話語開始在九兒和四兒的在場中不斷增殖。也就是說，無論是四兒身份的揭示，還是黨的建制被看見，一定要有一個“貧苦”的道德正義出現。鐵匠和九兒的歸來恰恰在敘事結構中構成了“社會主義時間”運轉的觸發機制。但有意思的是，在孫犁的敘事中，解放區自身的社會主義時間經由“蔣匪區”來的人才得以觸發，黨的先鋒隊作用開始運轉也是經由“蔣匪區”來的人才得以開啟。在此，革命敘事洩露出自身的矛盾性，即黨自身的先進性和貧苦正義形成了敘事上的抵牾。
       最後，我認為“省里來的幹部”（本該承擔社會主義時間轉動的角色）之所以沒有實現一種有效的社會主義時間，反而進入了一種抒情時間，當然如一些學者所說這個幹部實際上就是隱含作者的化身，他的視點和聲音正是作家的另一個視點和聲音，也就是說孫犁自身想要進入抒情時間。但其中還有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即：省裏來的幹部不曾在任何意義上佔有著貧苦的人的想像，不僅他自身的前史無從考據，其所處置的對象也全是“貧”而“樂”之人。也就是說有關貧苦的道德正義並不再幹部的周身發生。當處置對象缺乏“苦”的感受，黨的拯救機制也無從發生。幹部在“去道德化”和“去拯救化”的抒情時間中，墜入了小滿兒審美與性的誘惑之中。並在一次與小滿兒相伴而行，並以黨的話語為目的（去青年團學習）的路途之後，戛然而止消失於敘事之中。如果細究這次出行，以黨的話語為名義，幹部恰恰完成了一次非道德的對女性美曲徑通幽的審美——“他現在的處境，很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在這樣黑的夜晚，在這樣荒無人煙的地方，在他的身邊，一個女人發生了這種情景”。這似乎喻示著：孫犁/幹部看似對黨的求索，毋寧說一種遠離。黨的話語成為了不斷去渴求、卻又無法到達的“小他者”，而恰恰是因為延宕黨的話語的實現，我們才得以看見更為珍貴的人性之美。
       總之，縱觀《鐵木前傳》，其策略恰恰是將“貧苦的人”長久地遮蔽在敘事之下，使得社會主義道德感難以出現，以至社會主義時間難以真正運轉。在社會主義時間停滯處，孫犁換得了抒情時間的盡情轉動；也換得了滾滾而來政治工具論的主流敘事下，有關“抒情”的審美的敘事，短暫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