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國家電影局指導下，由中國電影基金會和中國電影家協會共同主辦、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承辦的主題為“影像力量與心靈關懷的跨界共創”交流會在戛納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中國館舉辦。
本場交流會邀請中國演員、導演田海蓉，中國演員、監製張涵予，漢學家、中國電影專家路易莎·普魯登蒂諾（Luisa Prudentino），法國著名導演、編劇弗雷德里克·奧伯汀（Frédéric Oberlin）做客參加，資深電影媒體人、微博電影博主二十二島主擔任嘉賓主持。
交流會圍繞本次在戛納市場展映的電影《我的世界沒有我》展開，這是一部關注抑鬱症患者內心世界的藝術電影，也是演員田海蓉的長片導演首作。
影片用極其克制的鏡頭、非線性的時間結構、沉默與日常細節，講述一位退役乒乓球運動員在生命低谷中緩慢重建自我的過程。
四位嘉賓從創作動機、表演挑戰、跨文化共鳴、新人導演扶持、海外傳播等角度，展開了一場既有情感溫度、又有行業深度的對話。他們的共識是：越是紮根於具體生命經驗的電影，越能穿越文化與語言，讓“不可見者被看見”。
創作起點：為什麼是他們？
提起拍這部電影的起因，田海蓉從一個很樸素的角度切入。
她覺得，這個世界總在追捧那些“好結局”的故事——逆襲、成功、圓滿。拿到“好結局”劇本的人，被讚美、被羨慕、被拿來當作榜樣。但是，拿到“壞結局”劇本的人呢？大家往往覺得，他們的故事已經結束了，沒什麼好說的了。
但田海蓉不這麼看。
她恰恰好奇的是：當你拿到的人生劇本並不如意時，人生還會怎樣展開？2019年秋天，田海蓉偶然接觸到了一群抑鬱症患者。這些人看上去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會笑，會寒暄，甚至比很多人活得更體面。但只要回到自己的空間，他們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經“破碎”了。在外人看來，這就是一個“壞結局”。可是她發現，這些人並沒有放棄。他們非常頑強地拾起生活中的碎片，一片一片撿起來，再重新組合自己的生活。
“我想拍的是在落敗的生命裡重新長出小芽的過程”，田海蓉說。
她關心的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反轉，而是那些在狹小的角落裡、卻仍然倔強生存的纖弱生命力，她把這叫作生命美學。她希望把這部電影獻給那些看起來過著正常生活，其實內心陷入另一番風暴的人們。而這部電影不是為了那些順風順水的人拍的，它正是為了那些在人生中恰好拿到‘壞結局’劇本的人而拍的。
這句話也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底色：不歌頌贏家，不販賣成功，只關注那些被遺忘的、還在硬撐的普通人。
創作挑戰：於無聲處聽驚雷
做演員的時候，張涵予合作的大部分項目都是男性視角為主的作品，或者大商業片。《我的世界沒有我》是他第一次做監製，而且是給一位新人導演做監製。
他在看完劇本後，第一反應是，這活兒太難了，比如，他覺得“抑鬱症是非常難演的”。張涵予身邊就有一些抑鬱的朋友，平時看起來像個開心果，人前不想讓場面冷下來。這種內外撕裂的狀態，對任何演員都是有很大難度和挑戰的，而田海蓉要身兼主演和導演兩個身份。
田海蓉描述那種狀態是極其分裂的：坐在監視器前，她是一個活在現實空間裡的導演，要跟攝影指導聊鏡頭，跟演員講戲，要處理片場各種可能發生的雞毛蒜皮。
導演工作之外，她要很快進入主演向曉雲的狀態，鑽進那個超現實和現實夾縫裡的人物。但張涵予坦言，自己能做的並不多。
“她是用極大的創作激情完成的，因為她需要不斷地在兩種身份裡跳進跳出，這個難度在我看來是不可想像的。我就是盡最大能力去幫她做點補充。”他形容這無異於是在“於無聲處聽驚雷”。
第一次做監製為什麼選擇這樣一部電影？
張涵予給出的原因並不複雜：他和田海蓉是好朋友，同時劇本也寫得紮實。他說：“我看完劇本以後，很多畫面已經在眼前出現了。”一個退役的中年女運動員，生活和事業都不太得志，這種困境本身就很容易建立共情。
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種知名影人+新人導演的模式對藝術電影特別有意義。
他說：“田海蓉已經走出了第一步，我相信她第二步會走得更順利。
未來如果還有能打動我的故事，我會繼續幫她，陪她完成第二步、第三步。”
對張涵予來說，做監製或是挑戰自己鮮少接觸的類型其實只需要一個原因，那便是：只要是好故事，他就願意陪著走。
藝術手法：時間錯位與沉默效應
《我的世界沒有我》有一個很特別的處理方式：它並沒有按常規的24小時時間邏輯走。攝影指導王維華曾經困惑地問田海蓉：“導演，怎麼黑夜又接了黑夜？一會兒白天一會兒黑夜，這到底是白天還是黑夜？”
田海蓉的答案充滿了某種共情：“你不要考慮時間概念。在抑鬱症患者的世界裡，沒有那麼明確的黑天和白夜。”
她解釋說，對普通人來說，萬里無雲、晴空高照就是好天氣。但對抑鬱症患者來說，即使外面陽光燦爛，他們可能仍然活在自己沉沉的黑夜裡。
反過來，朋友在拉開窗簾的一刹那，或者一只小貓靜靜地看著他們發出一聲“喵”的時候，甚至女兒的一個擁抱、妹妹的一通電話……這些都可能是他們眼中的白天，成為他們的“光”。
整部影片的敘述方式，不是按照物理時間走的，而是按照情緒和精神的“光”在走。
這種手法讓法國導演弗雷德裡克非常觸動。
他說：“這部電影非常重視時間，願意給沉默、細節和人物狀態足夠的空間。更難得的是，它沒有因此變得沉悶。”
聚焦抑鬱患者的題材創作並不容易，但《我的世界沒有我》把沉默變成了情感的一部分，讓那些微小的細節在銀幕上自己說話。
跨文化接受：海外視野裡的中國抑鬱症電影
作為歐洲資深的策展人，路易莎常年致力於推動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看完《我的世界沒有我》之後，她的第一感受是：“這部電影真的很打動我。”打動她的不是激烈的戲劇衝突，而是影片所呈現的沉默和日常細節。她說影片裡的共情不是被製造出來的，而是通過那些緩慢的日常、那些沒有說出口的時刻，慢慢滲出來的。
影片將抑鬱症呈現為一種真實的疾病，而不是大眾刻板印象或“不夠努力”的結果。
法國導演弗雷德裡克覺得這部電影有一種特殊的力量，能讓我們分享那些原本難以分享的東西。抑鬱症很難被視覺化，它不像失明或失聰那樣容易被拍出來，它藏在人的內部。但這部電影從一開始就抓住了他，一直帶他走到最後。
“即使我們對這個中國女性角色的生活環境並不熟悉，這並不影響我們共情她的生活與情感狀態。”
弗雷德里克說，“這就是創作所承載的普世性。”
他覺得影片讓他聯想到了約翰·卡索維茨執導的《受影響的女人》，在他看來《我的世界沒有我》進入了類似的創作脈絡。
海外傳播：文化特殊性與大眾情感共鳴
路易莎分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中國電影在國際上傳播時，越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它的情感往往越能顯得普遍。
像《封神》那種依託神話故事的商業視效大片，就很容易引起海外觀眾的好奇和關注。那麼，像《我的世界沒有我》這種含蓄、內斂、生活化的影片，憑什麼讓歐洲觀眾買賬？
路易莎覺得：“它不需要太多推薦，因為它已經能夠自己呈現自己的美。”
她認為，這部電影把緩慢變成了一種力量。通過放慢時間、關注普通時刻，它重新教會觀眾凝視。而這種凝視，不需要翻譯。
語言和文化背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觸達了每個人的內心。
路易莎還特別強調了一點：電影當然不能直接治癒抑鬱症，但它可以讓痛苦變得可見。而可見本身就是一種承認，是為那些因痛苦而在社會中變得不可見的人重新找回尊嚴。
這也正是它最重要的社會價值。
創作啟示：找到自我表達的方式
論壇進入尾聲時，四位嘉賓分別給年輕電影人送上了一句話。
張涵予說：“保持創作勇氣，打開想像力，別怕。”
弗雷德里克則表示；“今天這場交流會上我們沒有談論AI有關的內容，但這部電影恰恰證明，電影依然是有生命力的，依然是表達情感與文化的最好方式。在AI迅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更需要用電影去抵抗機械化的表達。像《我的世界沒有我》這樣的電影，就是一種希望。”
路易莎很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導演不再害怕混合類型、不再害怕表達自己。她希望青年創作者們能“繼續做自己，保持自己的表達。也希望他們能遇到像張涵予這樣願意支持創作者的監製。”
正如影片中乒乓球的隱喻，田海蓉覺得乒乓球像極了人生。
你必須不停地揮拍以防止球落地，而你永遠不會知道對手會從哪個角度發球。有的時候球真的落地了，而球落地的那一刻，其實就像我們的人生走到了低谷。她想跟每一位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分享，哪怕墜入穀底，也不要放棄。你要在穀底裡開出花來。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束光給予它光亮，那束光可能來自朋友、家人，也可能來自一個你不認識的陌生人。“不要執著於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或失敗。你活成了自己的樣子，你就是最大的贏家。”
雖然片名是《我的世界沒有我》，但通過這樣一場交流分享，我們不難發現，這部電影恰恰是在幫很多人找回那個“我”。它不提供答案，也不販賣雞湯。它只是安靜地坐在你旁邊，讓你知道：你的痛苦被看見了，你沒有發瘋，你沒有失敗。而這，也是電影創作重要的意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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