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光：以警者之心行探索之路

彭緒洛：您15歲參軍，後轉業警界，這段經歷如何塑造您對風險的耐受力與野外生存技能？

徐曉光：我1970年12月，在剛滿15歲的當天入伍，為了參軍虛報了兩歲，後續部隊才予以糾正。我的軍旅生涯從野戰部隊轉為內衛部隊，除了常規野戰訓練，還系統學習擒拿格鬥，這些都是我發自內心熱愛的事，那時便覺得自己天生就是當兵的料。六年的部隊錘煉，讓我練就了扎實的軍事素養，也鑄就了極強的心理承受能力。

復員後，我進入襄樊鐵路分局鐵路公安處，先後擔任刑警、乘警、特偵組組長、特警隊長、員警教官。那段日子，我在武漢酷暑難耐的江灘上反復訓練射擊，直到汗水被烈日蒸幹；在堅硬的水泥地上打磨格鬥技能，這些嚴苛的訓練，為後續的刑警工作築牢了根基。而看似光鮮的警隊生涯，背後滿是不為人知的風險，多年的探險經歷讓我愈發深刻地體會到：與人打交道的不可控風險，遠比大自然的挑戰更可怕。

我在工作中，遭遇過黑槍襲擊、半夜被人偷襲，早已對危險習以為常，這段經歷賦予我的，不僅是野外生存技能，更是直面生死的勇氣與底線。

彭緒洛：從刑警到探險家的轉變中，是否曾面臨職業與興趣的衝突？如何平衡社會角色與個人追求？

徐曉光：1996年，我從公安機關調入鐵路局宜昌下屬企業擔任高管，職業的轉變，從未磨滅我對探險的熱愛與追求。2002年，我牽頭組建摩托車隊，聯合《中國環境報》開展“三峽問候珠峰·摩托車環保萬里行”活動，此次行程得到拉薩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抵達拉薩時，時任西藏自治區副主席次仁卓嘎率政府官員，在布達拉宮廣場舉行隆重歡迎儀式，我現場宣讀了致全國飯店業的綠色環保宣言，活動引發港澳及多家主流媒體關注，傳遞了環保理念。

1998年，山西探險家張金星進入神農架開展野人個體考察，得知消息後，我便從物資、考察工作等多方面持續接濟支持他，直至他離開神農架。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沒有地圖的旅行》中寫道：“當一個人不安於城市生活，甘願蒙受艱難困苦，一心想找到‘所羅門寶庫心靈的隱秘’時，他是有很多機會的。人的天性都是渴望著遠方，有的人畢生都在尋找這個機會。”對我而言，無論身份如何轉換，回歸大自然、探索未知世界的初心，始終未曾改變。

彭緒洛：早期探險中，哪些事件讓您決定將探險作為終身事業？

徐曉光：最初參與神農架野人科考時，我秉持刑警的證據思維，帶著否定的態度開展工作，堅信一切未知都需要完整的證據鏈佐證。但一次次深入野外考察，現場發現的各類痕跡物證，逐漸顛覆了我的固有認知。尤其是2004年5月1日茅廬埡科考，我與王方辰先生提取的神秘腳印，經武漢市公安局刑偵局專業鑒定，確認為非人類痕跡，相關案例至今留存於神農架官門山科考館。

神農架科考歷經數十年發展，從早期大規模進山搜尋，到如今紅外線監測、無人機科技輔助，人類對自然未知的認知不斷更新。大自然的未解之謎，從不是簡單的證據鏈就能詮釋，一個民族總要有幾個人仰望星空，而神農架科考，便是我願意傾盡一生去堅守的事業。這份對未知的執念，讓我徹底堅定了將探險科考作為終身追求的決心。

彭緒洛：三江源科考中，最艱難的生存挑戰是什麼？如何克服？

徐曉光：我們的三江源科考屬於民間科考，最大的難題便是經費短缺，始終是“拿自己的錢，辦國家的事”。儘管有愛心企業鼎力支持，但企業能力有限，每一分經費都要花在刀刃上。2006年當曲漂流考察，原定的帳篷贊助未能到位，我們只能在玉樹購買價值80元的藏民簡易布帳篷，靠著這頂單薄的帳篷，完成了13天的源頭漂流。當曲源頭氣候惡劣，狂風暴雨輪番來襲，每逢大風，我們只能緊緊抱住帳篷的獨木杆，整夜堅守，抵禦自然的侵襲。

2007年三江源冬季科考，我們的裝備更是捉襟見肘：夏季帳篷抵禦不了高寒、睡袋是登山隊淘汰的老舊裝備、批發市場購買的軍大衣竟是“黑心棉”。在可哥西里區域，車輛陷入冰河，極致的低溫讓我失去了幾個腳趾甲。更兇險的是2009年，我在可哥西里半夜突發高燒，在高海拔地區，高燒極易引發致命高原病，喉嚨的異響讓我深知危機，天亮後獨自駕車趕往治多縣醫院，一路昏昏沉沉，最終靠及時輸液撿回一條命。

即便裝備簡陋、險境重重，我們依舊完成了三江源夏冬季全方位科考，以民間科考的力量，為政府生態決策提供真實依據，開創了民間科考影響國家決策的先河。

彭緒洛：您提出“行者的命運是寧願死在路上，也不願死在床上”，這種信念如何形成？

徐曉光：三江源科考風險極高，多次投保均被保險公司拒絕，每次出發前，我們都會寫下遺言，裝入防水袋隨身攜帶，以防不測。一次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讓我愈發珍惜生命，也逐漸形成了超然的生死觀。

2009年格拉丹東科考，我們首次將車輛開至海拔5400米的冰川區域，隊員突發嚴重高反，我與隊友駕車送其下山返程。途中，高反好轉的隊員執意駕車，僅20分鐘，車輛便在冰河旁失控，四輪朝天墜入河中。在空中翻轉的瞬間，我腦海中唯一的念頭竟是“這樣死得太難看了”，也正是這一刻，讓我看清了自己對生命的態度。

2015年再次前往格拉丹東，我遭遇嚴重高反，在帳篷中躺了兩天，連系鞋帶的力氣都沒有，同行隊員同樣高反劇烈。深夜暴風雪中，隊友坦言擔心自己無法走出高原，我卻坦然相告：“人終有一死，若能長眠於世界屋脊、離天堂最近的地方，被禿鷲引渡靈魂，便是一種幸福。”

我常以野獸自勉，從未見過老虎老去後坐等投喂，即便垂垂老矣，依舊奔走求生。科考探索或許一生都難有最終答案，但探索精神永不停歇，只要一息尚存，便會行走在探索路上，若能倒在奔赴未知的途中，便是行者最好的歸宿。

彭緒洛：在極端環境中，如何平衡個人安全與科學探索的邊界？

徐曉光：我早年加入中國科學探險協會，“探險”加上“科學”二字，便不再是單純的冒險，而是有目標、有底線的探索。我在滑翔傘運動中曾遭遇兩次重傷，胳膊、腰椎先後骨折，究其原因，是滑翔傘運動剛引入國內時缺乏專業教材，盲目挑戰極限、忽視運動邊界，最終付出了慘痛代價。

探險路上，有些風險可規避，有些風險卻必須直面。2017年赤水漂流，我的皮划艇臨時更換新手舵手，明知險灘兇險、此行危機四伏，但作為隊中唯一的老一代漂流人，我不能退縮。沖灘時船隻撞上礁石，我落水後被激流沖散數公里，憑藉野外生存經驗才自救上岸。

在我看來，科學探險必須堅守邊界，既要保有探索未知的勇氣，更要心懷對自然、對生命的敬畏，不盲目冒險、不漠視風險，這才是探險的真正意義。

彭緒洛：為何選擇用文字記錄探險經歷？創作《大江源記》等作品的初衷是什麼？

徐曉光：高原的極致風光，可用鏡頭定格，但深入靈魂的感悟與思考，唯有文字能精准留存。多年來，我先後與稅曉潔、楊西虎等友人合作，撰寫《三江源生死之旅》《水問》《向水而行》，獨立創作《大江源記》等作品，用文字記錄西部江河科考的點滴。

正如《大江源記》中所記，2006年起，在中國治理荒漠化基金會支持下，我們組建由科學家、記者、作家、志願者構成的民間考察隊，靠著企業資助、個人自籌，以駕車、漂流、徒步的方式，歷時十餘年、行程數萬公里，走遍三江源、雅礱江、怒江、雅魯藏布江、可哥西里等西部江河腹地，真實記錄生態變遷，見證全民生態意識的覺醒。

彭緒洛：您的探險經歷如何轉化為文學或影視作品中的敘事張力？

徐曉光：早年我便涉足影視文學創作，1991年編劇拍攝《鐵道刑警》，後續創作《大遷都》《雅魯藏布江漂流歷險記》《極限穿越》等影視劇本，多部作品斬獲獎項，卻因市場與題材因素未能問世。

當下國內探險影視題材極度匱乏，而普通人很難親身踏入荒野、親歷科考，將自己的探險經歷、野外見聞轉化為文學與影視作品，用真實的經歷打造敘事張力，讓小眾的探險文化被大眾熟知，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希望通過文字與鏡頭，讓更多人看到荒野的壯美、生態的珍貴，感受探索精神的力量。

彭緒洛：您的探險攝影與文字作品，是否旨在傳遞某種生態保護理念？

徐曉光：探險攝影與文字，是傳遞生態保護理念的雙重載體，二者相輔相成、直擊人心。攝影以現場視覺衝擊，展現自然的壯美與脆弱；文字以理性思考與情感共鳴，讓生態保護不再是空洞的口號。

我堅持通過不同時期的定點拍攝，形成生態變遷的視覺對比：十年前後的黃河源頭、曲麻萊地貌變化，直觀呈現生態環境的演變，這種真實的視覺衝擊，遠比數據更能喚醒大眾的生態敬畏心。同時，文字記錄探險路上的人與事、動物與自然，讓生態保護飽含人文溫度，讓每一個讀到、看到這些內容的人，都能發自內心地珍視自然、守護山河。

彭緒洛：參與中國治理荒漠化基金會科考的初衷是什麼？

徐曉光：當下中國民間科考仍處於發展階段，面臨專業力量不足、經費短缺等諸多困境，但民間科考的發展、全民生態意識的提升，是一個國家科學素養、民族精神崛起的重要標誌。

多年來，我跟隨科考隊走遍青藏高原、新疆各大江河流域，親眼目睹氣候變遷與人為因素對生態的影響。我們無力立刻改變現狀，但有責任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通過《大江源記》《水問》等作品，讓更多人關注西部生態、關注母親河，關注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彭緒洛：您認為探險家在當代社會中應承擔哪些責任？

徐曉光：在我看來，當代探險家肩負著三重核心責任：

一是求真與科普。探索絕非獵奇，而是以第一手文字、影像資料，揭開自然、荒野的神秘面紗，破除誤解、傳遞真知，讓大眾足不出戶，便能讀懂自然、瞭解科考，實現知識與認知的引領。

二是守護與記錄。探險家是自然與歷史的守護者，面對荒野秘境、古老文化，始終堅持守護而非破壞，用鏡頭與筆墨，記錄時光變遷下的生態與文明，留存不可複製的自然遺產。

三是理性與喚醒。心懷對自然、生命的敬畏，傳遞理性探險的精神，以自身經歷喚醒大眾對生命、生活的熱愛，同時將探險愛好與社會公益結合，傳遞正向價值。2006年，我組織滑翔傘傘友，為聾啞兒童開展慈善飛行表演，二十年來持續關注孩子們的成長，當個人愛好與社會需求相融，探險便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

彭緒洛：請問您未來是否還有未完成的探險目標？

徐曉光：大自然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神農架的未知之謎，依舊吸引著我持續跋涉。如今神農架人形動物科考，既無官方立項，也無穩定經費，面臨諸多現實困境，願意投身其中、只講付出不求回報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但我從未想過放棄。

即便此生未必能等到最終的科考答案，但探索的過程本身就充滿意義。未來，我依舊會堅守在科考探險一線，奔赴那些未走完的山河、未解開的謎題，將餘生獻給自然探索事業。

彭緒洛：探險生涯中，最珍貴的收穫是什麼？

徐曉光：探險半生，我收穫的從不是征服高山、踏遍無人區的榮耀，而是三樣人生至寶：一是見過天地遼闊，懂得人類的渺小與自身的謙卑，放下世俗煩惱，收穫內心從容；二是歷經絕境、直面生死，始終堅守勇氣、不放棄自己、不辜負同行之人；三是看過世間極致的荒涼與生機，見識過人性的脆弱與善良，依舊熱愛生活、堅守初心。

探險從來不是炫耀，更不是征服，而是在極限環境中看清自己的脆弱與堅強。其實人生處處是探險，認真生活、堅持熱愛、走出舒適區、平凡日子裏永不言棄，都是最動人的探險。真正的探險者，始終心懷敬畏、懂得珍惜、肩負責任。

彭緒洛：若用一件物品代表您的探險精神，會是什麼？為什麼？

徐曉光：若用一件物品代表我的探險精神，那便是陪伴我行駛近50萬公里的陸風車。它陪我穿越可哥西里、阿爾金山，涉過無數冰河，曾在格拉丹東冰河墜車，修復後依舊奔赴荒野，更是首次爬上4500米格拉丹東東坡，創下獨一無二的行駛紀錄。這輛車歷經磨難卻始終堅守，如同我的探險人生，屢經險境卻從未退縮，是我半生探索精神的最好見證。陸風廠以此做了兩年廣告，後來還贈送了兩臺車。

彭緒洛：您如何看待中國探險文化的發展趨勢？

徐曉光：當下中國探險文化尚未形成主流價值觀，大多局限於行業小圈子，呈現碎片化發展，缺乏大眾認同與文化傳承。探險文化不該是小眾的自娛自樂，而應融入大眾生活，傳遞敬畏自然、勇於探索、堅守責任的精神內核，讓更多人讀懂探險、熱愛自然。

彭緒洛：對想進入探險領域的年輕人，您會給出哪些建議？

徐曉光：對於想要踏入探險領域的年輕人，我想說：如今裝備條件越來越好，但更要注重系統學習，不僅要掌握戶外技術、生存技能，更要深耕地理學、天文學、氣象學、心理學等綜合知識，心懷敬畏、夯實功底，理性探險、堅守底線，才能在探索自然的路上走得更穩、更遠。